陈映芳：中国社会学经历过一段被取消的历史，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，当时，无论是“南开班”（由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组织举办的社会学研究生班）毕业的，还是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，他们接受的社会学专业训练大多都基于同期西方社会的经验，研究范式也受其影响，而我们的社会因其所处的不同时期，事实上最需要的是更早一些的如古典的或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。你可以看到，这里有“现代”与“后现代”的错位问题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所处的社会接近米尔斯当初的情形，包括冷战开始后的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内社会秩序的逻辑，以及社会科学的功能、地位在学术研究智库化背景下的变化等。

以上是我的一些理解，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说你提的“周边世界”。

我们每个人都是会关心“周边世界”的。在过去，人们可能主要关心的还是家庭和传统共同体等内群体、地域社会，而在近代化过程中则关心民族国家命运，在计划年代也关心单位的事。在20世纪80、90年代市场化过程中，个体进入市场，只不过也是带着家庭进入的。而此后，城市化和城市大开发也引发了诸多重要的变化，包括我们如何理解城市的开发机制、市民的财产安全，当然在这其中既有家园也有社区的命运。由此我们还可以关注到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等问题。这些都属于“周边世界”的范畴。我们无法说“我这个地方”或“我这个阶层”好就好，命运有连带性，远方发生的灾难也是我们的灾难。甚至在全球化时代，任何一个国家的灾难都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，进而影响到每个人。

《城市中国的逻辑》，陈映芳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2年5月。

人作为主体的条件

新京报：接着你刚才说的“每个人”，如何理解既是想象力对象（被研究时），也是想象力主体（去感受并理解“周边世界”时）的人？

陈映芳：人的社会学想象力是有条件的。按照阿伦特的说法，人需要成为完整的人。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框架中，专业的调查机构及其从业成员的存在，以及他们展开调查的动因和基本条件，或者依附于政府需求、商家需求，或者则附着于大学科研项目之上。也就是说，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中，我们的“社会”、“社会成员”，其实多只是被设置为调查的对象、被诠释的客体，其本身却并不具备研究社会、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。而市民之成长、社会之成熟，需要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认识自我、诠释自我的基本能力，唯此才能成为社会权利、社会主张的声张者，成为推动社会自我变革的真正主体。

从社会学关于“角色”的认识角度看，我们作为人，其身份也是具体的社会人，换言之我们生活在角色丛中，担任着家庭的、亲密关系的、职业分工和公共生活等方面的不同角色，而其中一个基本的角色是共同体成员资格（市民、社区居民）。

我们都知道，角色是习得的，关心“周边世界”，将个体的境遇想象成公共的问题，则是角色习得的一项基本内容。

当然，实现这一“自我发现”始终还是个问题，或至少是个过程。在我们今天的大学中，学生们并不缺少参加各类专业实践的机会，比如由专业教师、政治辅导员以及团组织等等牵头的科研项目、调查课题多得让学生们应接不暇。然而，基于人们了解自身状况、关心社会命运等动因的、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，缺少足够的鼓励和支持。在现实中，以我这些年来的教学实践而言，鼓励学生们探索自己内心关心的问题、指导学生们从事真正以自己为研究主体的社会田野调查，几乎成了另类教学实践。在教师，从课题或市场项目中腾出精力来，已是不易；在学生，业绩竞争需要之外的专业训练有何意义？而且，对不少学生而言，“基于内心价值关怀的问题意识”这样的要求，也意味着某种陌生的路径。

新京报：在研究多年或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那里是一个问题吗？

陈映芳：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人们的知识、思想，其本质上是从现世关怀出发的。可是，人们对社会的知识探索，却又往往集中于对过往历史或遥远世界的研究。对于这种现象，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是：有关我们身处的现实社会、我们体验的日常生活，人其实更难获得客观的认知、普遍的解释，人的知识探索难免迂回曲折。

此外，普遍知识的成立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作为认识主体的“我们”的存在。就譬如今天的我们可以接受有关历史的普遍知识，而东方的我们有可能形成关于西方社会的普遍认知。但是，当面对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、面对日常生活，幻象的形成既缺少必要的距离和空间，人们不同的观念、不同的生活体验更可能阻碍普遍知识或广泛理论的形成。

文章来源：《社会学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shxyj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324/1166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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