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体上来看，这些工人争取自身处境改善的路径并不通畅。比如，三和青年在工厂里被欺骗，他们最多骂下老板。老板想赔多少全看心情。三和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。

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共同主体和目标。在东莞，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呼吁，但这些呼吁都是以工厂为单位的。这种目标很明确。工人知道要跟谁谈。三和青年非常个体化，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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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流行的零工经济

与三和青年的日结有何异同？

新京报：你在书里提到，日结为何会成为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。日结是各方获取预期收益的规则设计，也是各方破坏规则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。但这会埋下信任缺失的隐患。这种缺失反过来更强化了日结这种用工形式的存在。西方许多国家薪水是按周结的，甚至会按日结。你觉得三和青年的这种日结和西方国家周结或日结有什么不同吗？

田丰：西方国家的周结是基于合同的，雇主和雇员之间有着稳定的契约关系。三和青年所拥有的是口头的契约关系。这个口头的契约关系其实是可以不遵守的，他们也没办法打官司。这种用工形式是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在里面的。三和青年依附于能提供日结的这些公司。一旦出了什么事情，这些人力公司就会推诿责任。

▲摆在路边的快递日结招聘启事。快递和工地、保安是三和青年日结工作选择最多的三种类型。

新京报：三和青年这种用工形式也让我想起了现在西方流行的零工经济。许多西方人也批判零工经济由于外包、不存在工会，劳动者被剥削得很厉害。你觉得三和青年的这种就业形态和零工经济有何区别？该如何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？

田丰：我最近写了一篇与零工经济有关的论文。零工经济是一种脆弱就业，这是联合国所使用的词汇。零工经济缺乏长期固定的劳动合同。它分成几种类型，其中包括高级的和低级的零工经济。其实，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零工经济，这种临时性的就业关系，对做零工的人长期的健康和生活预期都是很不利的。

三和青年的用工形式跟零工经济差不多，但是两者之间的效益和效果是不太一样的。西方的零工经济在诞生的早期，是因为社会需要自由职业者。这些自由职业者自身并不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。而在中国，三和青年和雇主之间本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，但是他们之间却不去形成这样的关系。

此外，西方的自由职业者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要提高生产效率，而且这样做能提高自由职业者创作的自由度。在三和青年这里，日结这种方式并不能提高生产效率，因为雇主和雇员之间没有什么信任关系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合作关系。雇员也会想方设法地偷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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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混吃等死”是无奈的反抗

新京报：你觉得三和青年的这种反抗，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减少，会带来好转吗？

田丰：我觉得并不会有什么好转。一方面，劳动力在减少，另一方面，中国工业的自动化程度在不断提高。唯一有所改变的可能是农民工的谈判权提高了。但这也是有限度的。比如，我记得在15年前，很多工厂只要18-23岁的女工。到现在，流水线上都是30多岁的男女工人了。我以前去深圳调研的时候，那时流水线上的女工特别勤快，现在工人的工作效率就变慢了。当然，许多工厂对农民工的工资设置依然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。

新京报：书里面提到一位眼镜哥，他来三和寻找人生乐园。其实，三和这种亚文化给人有一点嬉皮士乐园的感觉，包容着许多不被主流群体欢迎的各种行为、态度和人群。这让我想起了许多网络流行亚文化，比如丧文化，还有“打工是不可能的”网红“窃·格瓦拉”。三和似乎成了媒体上一个有着黑色桃花源意味的“废人村”，并以这个形象火爆网络。你怎么看待这种亚文化现象？

田丰：我现在还不敢说三和青年形成了一种亚文化。三和青年最大的特点是“混吃等死”加上“不劳而获”。三和青年的目标不是赚钱，是能够跟城市人一样平等地活着。他们有这方面的期望，但是在当下的深圳，他们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。

深圳已经“腾笼换鸟”很多年了，很多老民营企业已经搬了出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三和青年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，这是一种近乎无奈的选择。假如他们形成了亚文化，这种亚文化也是在深圳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。

文章来源：《社会学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shxyjzz.cn/zonghexinwen/2020/0909/342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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