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丰：跟北上广等其他大城市相比，深圳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座完全由流动人口建立的城市。深圳的本地人只占总人口1%左右——改革开放前宝安县的人口只有二十多万，而如今深圳的人口实际上已经超过两千万。北京和上海都有一座核心老城，但深圳基本没有老城。这使得深圳不具备很强的排斥性。即便是如今拿到深圳户口的人，大多数都是从外地移民来的。深圳早期的管理者大部分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的，他们不觉得深圳必须得清除外来人口，因为深圳就是靠着外来人口发展起来的。

北京的经济依赖政府和总部经济，上海的经济依靠大国企，而深圳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依赖民营企业。早期去深圳的人都是去打工的，所有人都很穷，大家并不会因为穷而互相排斥。

另外，深圳和其他大城市在管理体制有区别。深圳许多地区都有着很强的自治能力和传统。比如，早期深圳的发展过程是比较无序的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工业园。一般来说，北京和上海的工业园只建到区县级，乡镇很少会设立自己的工业园。但深圳的许多工业园都建到了村级。深圳的基层行政单位有着很强的自治能力，上级管理者也会通过他们的自治来实现间接管理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三和也是一个“自己管理自己”的地方，外界管理的程度并没那么高，这也是三和青年现象能够形成的条件之一。

此外，北京、上海和深圳的用工需求并不一样。北京的许多工地很少会临时雇工。一般雇佣的临时工都是装修工之类的，取向跟深圳大为不同。北京就不会出现三和青年的用工工种。

当然，深圳温和宜人的气候也非常关键。三和青年假如想在北京睡大街，那冬天很可能会被冻死。上海冬天也很冷。在气候上，深圳非常适合三和青年的生存。

▲三和青年在“海新大酒店”休息。所谓“海新大酒店”指的是海心新人才市场的走廊。与此类似，“会海大酒店”指的是距三和人才市场大概500米远的会海广场，在附近居民休闲区的长凳或者石阶上睡觉。

新京报：三和青年住在城中村里，道格·桑德斯在《落脚城市》里说城中村就是“落脚城市”，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。它体现了城市包容性和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，是城市活力的来源之一。城中村也是租金洼地，是很多“深漂”落脚的第一站。但三和青年却沉溺于社会底层和城市边缘，城中村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像道格·桑德斯所说的“跳板”那样。如今，深圳许多城中村正在改造，大资本正在进入城中村。这或许会使得城中村士绅化、中产化，租金可能会升高。你怎么看待城中村改造的问题？你觉得如何在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过程中，还能保持城市的包容性呢？

田丰：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。近期要改造的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。深圳城中村改造的难度非常大。早年，城中村里是有投票权的，若是区长想改造城中村，没准还能把区长投下去。

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，我们要看排外性是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的。以行政命令或法律法规来排斥外来人口在当下中国并不太容易发生。总体上来说，相对于其他地方，深圳还是具有比较强的包容性的。只不过，我们要知道，许多外来人口在城市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比如卖早点、打扫卫生等，这些都是一座城市所必需的。

近年来，深圳已经少了很多农民工了。人是依附于自己生活的手段的，因此当他们依赖的产业被移走了后，他们也就跟着离开深圳了，许多农民工跟着搬到了东莞和惠州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惠州或东莞会出现另一个三和。

▲田丰

新京报：如今很多大城市出台的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，都针对高端人口，罕有针对农民工的，你在书里认为，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错失了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佳时机，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被牺牲的地位。如何才能从社会融入的角度给三和青年一条出路？让农民工有机会融入工厂，也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？

田丰：让他们融入城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他们进行就地培训，现在深圳有些工厂还是需要就地培训的。

提高三和青年的收入待遇是最好的方法，这让他们起码对生活有个期望。现在三和青年的问题就是他们对生活没有期望，破罐破摔。他们想象当中的期望值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的。这就好像学习差的学生去考试，看了一眼卷子就知道自己会不及格，那这些差生为啥还花那么多时间认真答卷子呢？

文章来源：《社会学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shxyjzz.cn/zonghexinwen/2020/0909/342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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